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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70周年新闻中心就依法治国情况举行发布会

2015年08月31日 13:26:41 来源:中国网

    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情况。中国网 董宁

  第二,我们还要用法治的形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人类总是渐进地向前发展,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事后方知的,我们并不是早有预见地把国家之间的疆界划得那么清楚,把一些历史问题早就弄得那么明白,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猛然发现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,我们自己还有许多问题在历史中沉淀在那里,还不时地被人们想起,还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。怎么办?用合乎国际法治的方式来认识矛盾、解决冲突,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

  第三,我们恐怕还应用国际法治的形式来面对新的国际争端。当今世界是旧帐未了,新帐又起,老问题没解决,新矛盾又发生了。旧的问题要靠法治,新的问题也要靠法治,所以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、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世界在今日所面对的新问题。

  第四,我们需要用法治的形式来维护国际秩序。国际秩序大体还是安宁的,还是有序的,我们要用国际法治有效制止、防止侵略的发生,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切实地化解矛盾,解决争端,使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持续乃至变得更好。

 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四个方面努力的话,那我们就能真正实现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,而法治在其中的作用就必定会得到凸现。

  遵守国际法治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和巩固的第一手段

  记者: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法治的形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固化下来?

  卓泽渊:二战坦率地说首先是场灾难,二战本身不是成果,二战的胜利是成果,因为这个成果的获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,我们的代价是极为沉痛的。有了这样沉痛的代价,在走向未来的时候,我们必须把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确定下来,确认下来,保障那些成果不会得而复失——得到了又丢掉了,那我们的牺牲就白费了。因此,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不可以考虑几个方面。

  第一,必须遵守国际法,遵守国际法治。服从、遵守国际法治恐怕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、得以巩固的第一手段。在二战即将结束或二战结束以后,当时的参战国和未参战的许多国家共同致力于新的世界和平的打造,定义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,这些国际条约不仅仅确认了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,而且这些国际条约在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,也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构成部分。现在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条约,遵守二战后国际法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。只有这样,二战的成果才能被我们坚守。

  第二,二战结束后,世界持续了70年的和平安宁——当然是总体上这样的国际环境,人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经验,建造了一些新的规则,也发现和运用了很多在新的时期解决国家与国家矛盾冲突的方法、形式、路径,我们要努力把这些方法、形式、路径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,上升为国际法的新内容,从而固化当前的国际和平的整体态势,维护这个和平的局面、和平的秩序状态。

  第三,推动国际法创新。国际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,人类从有国际交往开始,国际法的规则就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向前进步、丰富、发展,一直到了今日。我们要走向未来,我们也一定担负着推进国际法与时俱进的责任和使命。所以,我们要使国际法不断向前发展,使国际和平因为国际法的进步而得到更多、更大、更好的保障。

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陈陆军主持发布会。中国网 董宁

   中央党校回应校名卧石迁移:照相人太多影响交通

  记者:位于中央党校校前由江泽民亲笔题字的“中共党校”校名卧石,本月从中央党校南门外马路边移到校内,这个是不是对江泽民的不尊重?这是否意味着党中央对江泽民不满?另外,可不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字体是不是江泽民写的?

  卓泽渊:中央党校校名卧石放在中央党校大门口外50米外的草坪上,这是此前的一个状态,那个校名的确是江泽民同志所书写的。江泽民同志书写的校名卧石现移到校门之内办公楼主楼之前,为什么做这个移动?昨天党校媒体已经做了很正式的解释。放在大门边上,很多人到了中央党校大门口都想去照相,照相最好的背景就是党校校名,而碑前就是交通要道,因为我们正对面就是颐和园的围墙,中间隔着的是到颐和园北宫门的交通要道,常常因为照相的人影响交通,也会影响照相人的生命安全。基于这个原因,为了交通安全,为了照相人的人身安全。中央党校统一安排装修装饰,把它移进了主楼之前。其实这不意味着对江泽民同志的不尊重。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他。同时,我们还在校园内的中轴线上矗立了马恩塑像和毛泽东、邓小平的塑像,都是这次一并规划实施的。

  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

  记者: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,安倍内阁正在不断推动“安保法”走向合法化,这个月将在议会进行表决。我的问题是,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,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,我们国家如何在外交政策上保证外交政策的平稳,特别是在钓鱼岛、南海问题上保证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周边的稳定?

  卓泽渊: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,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信守的,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而缔造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。所以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如同处理其他任何国家关系一样,都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。

  第二,在这个时候,如同一如既往的主张,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,只有铭记历史,才可能真正有持久的和平。我们要努力开创未来,而开创未来,我们一定要遵从国际法治。所以,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,必须考虑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。那么,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法理诉求,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理性而民主的国家,都会在当今时代依照法治的思维最终选择符合法治的道路。

   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是其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性因素

  记者:日本是从“明治维新”开始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,您觉得从法治的角度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。还有,这两天日本民众正在集会,抗议新安保法案通过,您觉得强推安保法案对日本或者对中日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?

  卓泽渊: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,它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,也使其国力得到大大加强,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但是在这里我要说,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,决定的不是它的经济,我以为是这个国家的国策。一个国家如果趋向于战争的国策,贫穷也会发生战争,穷就是战争的理由——因为我穷,看不惯你富,因为我穷,所以我要向富人挑战,不怕打。富也同样会成为战争的理由,成为战争的基础——我富了,有钱了,不怕打了,于是就膨胀了,军国主义就出来了。所以说,经济发展的快慢、贫穷与富裕,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战争或者和平的决定性因素,而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,还是持久地推进和平,我以为是它的基本国策。

  您刚才讲到日本推动安保法的变化,我也看到报道,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把它命名为“战争法”。我以为日本政府、日本有关机构、日本的人民会思考这个问题,而且应该思考,尤其是在二战结束的今天,多么深刻的教训,历史的包袱不能背着,背着就永远是负担,我们只有坦然放下历史包袱,才能走向未来,才使我们未来的脚步迈得更加轻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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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: 林汇东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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